盗刷“蚂蚁花呗”，我犯了什么罪？——冒用他人名义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透支的犯罪行为性质探究

为有效抢占电子商务市场份额和刺激消费者进行网络消费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适时推出了“蚂蚁花呗”网络支付服务，用户开通后即可免费使用蚂蚁花呗设置的消费额度购物，且可确认收货后次月再还款，获得不少网络消费者的青睐。但随之而来的，通过盗刷此类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透支功能而实施的侵财犯罪行为，在社会生活中也更具有普遍性和多发性特点。

在司法实践当中，对于盗刷“蚂蚁花呗”等第三方平台的透支功能的行为，通常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。但在理论界中，应当如何定性却始终存在争议，一部分观点认为，盗刷行为本身就是冒用平台客户的身份所实施的欺诈行为，应当认定为诈骗罪；一部分观点认为，虽然冒用他人身份进行透支，具有一定的欺诈行为，但本质上更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，因此应当认定为盗窃罪；另一部分观点认为，透支行为本身是一种贷款行为，因此应当认定为贷款诈骗罪。

笔者认为，厘清相关的具体罪名，首先需要明确以下问题：

一、怎样界定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透支功能的法律性质；

二、盗刷行为中，犯罪行为所针对的是哪一环节的行为。

部分第三方支付平台兼具资金支付、资金理财、信用额度透支等不同的功能，随着其扮演角色的不同，在法律性质上也同时具有多重属性。

在理论界之中，有部分观点认为，第三方支付平台兼具消费支付、透支（信用贷款）等功能，完全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“信用卡”的规定，应当认定是银行信用卡（包括借记卡和贷记卡）的延伸。

所以，要弄清楚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性质，则先要探究其具备的上述行为，是否能够与信用卡的功能性质相等同。

银行未直接参与交易行为中，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具备信用卡资金支付的桥接属性。

在最基本的资金支付功能方面，其本质上是非银行支付机构，根据2015年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》对于此类机构的定性，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从事为收款人或付款人通过计算机、移动终端等电子设备，依托公共网络信息系统远程发起支付指令，且付款人电子设备不与收款人特定专属设备交互，而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机构。

与银行的关系：

第三方支付平台，须取得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并经银监会审核，通过与银行的协议，依托公共网络信息系统远程发布支付指令，在具体支付行为中，向收款人特定专属设备传输、处理支付指令，完成资金转移等服务。

与支付平台客户的关系：

支付平台的客户通过注册时与第三方平台签署同意协议，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暂存、结算服务，或通过绑定银行卡的方式，授权第三方平台代为发布支付指令，由第三方平台完成支付行为，并对该支付行为予以确认。

从资金的流向上看，经交易双方发起支付行为时，第三方支付平台向银行发出支付指令，之后银行依据协议将资金支付至第三方支付平台内，之后再由支付平台与收款方的设备完成资金支付的传输、处理。

不论实时交易的速率有多迅捷，上述两个环节始终都在依据既定程序执行，换言之，银行仅负责依据协议将资金支付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账户（平台“钱包”）内，随即宣告自己的行为完成；而通常意义上的交易行为，则实际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与收款人之间进行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看到银行作为银行卡的发卡行，自己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交易行为之中，只是将资金支付至平台的“钱包”中，之后由平台完成交易的支付环节，银行的行为与平台的行为相互衔接而又互相独立，所以第三方支付平台并不具有将银行的资金支付功能，通过自身桥接的属性，将其解释成为信用卡中的资金支付属性，则明显不当。

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透支功能，本质上是借贷行为，与银行的信用贷款截然不同。

银行最基本的业务就是存款和贷款，存款业务的本质是将储户暂时不使用的资金，通过转让使用权的方式，暂时储存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内，从而在储户与银行之间建立起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行为，在存款行为中，储户将对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让渡于银行，令银行可以使用储户的存款，进行对外贷款的业务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通过银行贷款（包括信用卡透支）而取得的资金，实际来源于其他储户的存款。

但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言，不论是法律规定，还是注册时签订的同意协议，除特殊授权以外，平台均没有权利挪用客户存于平台账户内的资金，而仅能够以自身企业的固有资金向客户进行借出。

本质上来说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所谓透支功能，是平台利用自己的资金，与客户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，这与银行信用卡的信用贷款之间，存在着本质的差别。

所以说，不论在资金支付，还是信用贷款方面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功能，都与银行的功能截然不同，因而不能因为部分支付平台兼具支付、透支功能，就误认为其是银行信用卡的延伸。

注：目前绝大多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未取得银监会核发的《金融许可证》，因此上述探讨适用于多数情形，但对于已取得《金融许可证》的企业（如阿里巴巴集团已成立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并于2015年5月27日取得《金融许可证》），则要具体讨论。

现行很多观点将焦点问题局限在手段和对象方面，探讨第三方机构能否成为被骗的主体，手段上是否令第三方机构产生了错误认识等，其实都脱离了最本质的核心所在。

万变不离其宗，刑法中罪名的不同，区分的根本标准就是侵犯法益的区别，只要循着这一根本出发，对于问题性质的认定也将渐渐清晰。

盗刷“蚂蚁花呗”的行为，由于功能的实时性，令很多人认为，盗刷行为是直接由第三方支付平台直接透支并划出资金的行为，但实际上与通过绑定的银行卡进行支付的方式相类似，盗刷“蚂蚁花呗”的行为，也是由两个行为相衔接而构成，即：授信放款行为和支付行为。

通过冒用他人身份而盗刷“蚂蚁花呗”等第三方平台的透支功能，看似具有一定的欺骗性，但被害人账户中的“花呗”消费额度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平台客户的账户网购综合情况，以及个人的信用情况而提供的网购额度。当平台的客户通过“花呗”向平台发出透支的请求时，第三方支付平台根据客户既往的信用情况为其批准资金的借贷，并将信用额度内的资金转入客户的平台“钱包”内——该过程为平台的授信放款行为。

在这个环节中，平台和客户之间形成借贷关系，资金已经存放于平台的“钱包”中，所有权归属于客户，此环节后，平台的授信行为即宣告结束。

此后，不论犯罪行为人是通过盗刷二维码，还是秘密转账的方式将“钱包”内的资金转移，都只是单纯的支付行为，与“花呗”的透支行为不再产生关系。

在授信放款的环节之中，虽然申请借款的行为人并非平台客户本人，但此时资金仍处于客户的“钱包”之中，对于平台和客户而言都尚未发生资金转移而造成任何经济损失，真正令犯罪行为发生而出现损害结果的，恰恰是后续的支付环节——即秘密窃取平台客户储存于平台“钱包”中的资金。

将盗刷“蚂蚁花呗”的方式一一剥开，我们很明显发现，看似整体的一个行为，其中包含着两个衔接而又相互独立，且法律性质截然不同的环节，同时再结合犯罪行为发生的针对环节，最终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。